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变的时期,也是巨人辈出的时候.在中国佛教里就出现了太虚巨匠和欧阳竟无一代巨擘,他们对佛教的最大奉献是推进了佛教和佛学研究的发展,创办了新式的佛教教育,并且培养了一大量新人.在这些新人中,王恩洋先生就是一名比拟凸起的人物.
一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东汉安汉侯王平的后人,世以耕读为业,父亲王思敏曾读过私塾3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商业,直道取信,人共敬服.母亲张氏,性格温柔,知书达礼.王恩洋7岁进私塾念书,10岁收公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破高小,"好闻好汉业绩,频引以自励,谓天下事不难为." 15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同时进入南充中学,作文大有提高,下笔千言不起稿,谈论不与人同.20岁时开端办私塾教友人和亲戚的后辈.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煽动,萌生出四川到北京求学的欲望,先到重庆,再坐船顺长江而下,继北上到北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课余读《成唯识论》,泛览有关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间曾加入了"五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奋斗,进监狱百余日,出狱后灰心丧气.上学期间组织工读互助,经商失败,血本无归.1922年因上学经费穷窘,思家心切,遂接收南充教育局经费,到江南考察研究教育,而后再回故乡.途经济南时,访问正在济南讲课的梁淑溟先生,经梁漱溟先容前往南京造访欧阳竟无,与欧阳论道,深为膺服,遂留支那内学院随欧阳学佛,深究法相唯识,与吕澂、姚柏年、汤用彤等为同窗.并为欧阳整顿和续成《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讲稿,撰写《佛法真义》论文,校刊《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仁王般若测疏》、《顺正实践》等要籍.1925年,担负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学.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贫病交困中,通读《瑜伽师地论》全体.1929年在南充创设龟山书房,聚众讲学,儒学与佛学并重.1930年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实在品》、《广四缘论》、《八识规则颂》等.尔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杂集论疏》、《人生学》等.1942年,赴内江举行东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生,讲解儒学和佛学.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1944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重要着重于儒学的研究,佛学的主要著述有:《心经通释》、《清福跟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1957年到北京,被聘为中国佛学院传授,讲授"佛学概论"、"瑜伽宗概论"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参事室参事.1964年2月病逝.生平内外学兼通,佛学则专精于法相唯识,曾撰有《起信论料简》一文,用法相唯识的观点,对《大乘起信论》进行评议.认为《大乘起信论》,并非印度学者马鸣所撰,而是出于中国人"梁陈小儿"之作,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佛教著作.这一观点,曾受到当时部份佛教界人士的反对,纷纭撰文加以驳斥和责难,由此进一步引起了近代佛教养者对于《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辩(此辩论首先由梁启超提出).其佛学研讨,曾得到印尼华侨黄联科在经济上的赞助.生平著述除前述者外,尚有《唯识通论》、《大乘非佛说辨》、《佛教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佛学通论》、《摆脱道论》、《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等,笔者曾经收拾过王恩洋先生的著作目录,计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总字数400余万.
二
王恩洋先生在北京上学期间,正值中国大地发生了反传统的思潮和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他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一方面对现实制度疾恶如仇,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又十分观赏西方的思想,如杜威的存在主义和克鲁泡特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唯情论的思惟等等.他"深觉社会有改革的必要",认为:"当今之世,社会制度,其最足以压迫人道使不能尽其情而败其德者,约有数端:一则国家之组织足以制约人之天性而起其狭窄残暴心也;二则政府之设置足以使人起虚荣卑鄙心也;三则私有财产制度足以起人之贪鄙嗜利心也;四则不善之宗教教育学说等足以起人之虚假矜恃愚蠢畏缩心也." 在这里他对现实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批评和揭穿,这是以人性的基础来意识的,指出恰是因为现存的制度分歧理的原因,所以才会发生人类各种不同的杂念和虚妄的认识,特殊是他对宗教教育进行了剧烈地批评,认为"至于宗教之偏执,教育之矫揉,邪说之违理,不能自认专心而仰赖天神,不能裁减良能反以戕害本体,不能导人于正反以增益其迷.而且偏执故意之保持,因而分宗分派,结党相仇,甚至异教异说相毁相讥,终其相杀相害.故为害于人心之深与国家政府私产也.故亦当毁弃." "五四运动"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其反对传统思潮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宗教进行了严格的批评,由于这一时代正是因对宗教的批评和反批评,在学生和学者旁边掀起了一场"非基运动",这场运动是从北大开始的,当时北大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影响很大,其《宣言》称:"咱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的自发,谢绝帝国主义的愚弄、诈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 从王恩洋先生对宗教教育的批驳舆论来看,他应是站在"非基"态度上的,但是他不像当时人们把科学与宗教对立,有良多人都是举着科学这个兵器来批评宗教,而是将宗教教育与"与国家政府私产"并列,这是从政治学说和人性论方面来探讨宗教教育的特色,所以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宗教大联盟"一些人的主张.他又把批评宗教教育定义在"不善之宗教教育学说",这阐明他并不是全面地、彻底地反对宗教,而且他对科学与宗教的关联有自己的特别的见解,这在他为欧阳竟无续写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一文中很明白地表白出来,他说:"吾言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于佛法有所私,非于彼二有所恶也.当知一切宗教家、哲学家皆吾兄弟,彼有信奉之诚,是吾所敬.彼有求真之心,尤吾所爱,惟彼不得其道,不知其方,是用痛心,欲其归正.hh诸君应知,天地在吾控制,吾岂前肯受宗教之约束?万法具吾二心,吾岂甘随哲学而昏迷?所有有情,但有觉迷两途,世间哪有宗教、哲学二物!hh所谓哲学,等于见取,一切斗争之所由兴故.所谓宗教,即戒禁取,一切无利勤苦所由起故." 实在他这个思维终极应在梁漱溟先生那里看到,他自己就说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思想"于他(引者按,指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中处处都发明." 梁漱溟用西方的概念名词来比附东方的学识,"今天的人所以会有讨论唯识,探讨佛法的兴致,也全靠他先生这一比附.hh然我认定他是佛法中的一位大元勋." 梁漱溟先生在"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中,确实是站在反对完全否认宗教的一派,他曾经报告和撰文表现宗教应该有其存在的理由,认为宗教"是以超出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抚慰勖勉."
在北京大学期间,王恩洋先生还与其它的一些学生,如朱谦之 等人一样,对世俗的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余在北京,对于大学教育甚多悲感.教育家对学生全不负责,大学生多无一定寄宿食处,少数宿社及学校代理之伙食,不足供应全校学生四分之一用.多数学生,散居公寓,吃喝嫖赌,一切听其自在.而京师奢靡之都,王侯将相娼寮剧场猬集之所,外诱既强,矜持之力自相形而弱,故多名挂学籍,实则读书上课与否均不之问,终日所事除吃喝嫖赌外,交朋结党,攀援贵显,以为未来毕业运动之地而已,真实求学实居少数.学生与先生除在教室会晤听讲之外,实难见其一面.盖先生亦通不住校,各有半官式的公馆,与学校相距十里八里不等,彼固无余闲以对学生领导学业改正操行,学生亦无机会向彼知识质疑也.师生之间,实与路人无异.安望其传道受业也哉?实则学生之志原不外获得凭照,教授不过欲得薪水.民国十年上期,各校教授全部因政府欠薪太久,于是罢课数月,列队到总理衙门索薪,去势汹汹,直闯衙门,为卫兵所阻,此有口善说,彼有枪善打,于是打得教授头破血流,送入病院疗治.此之谓教潮.闻之不胜悲感,以为吾国斯文扫地矣.使以其索薪之勇气以教育成才,则国家前程不大光亮哉.自古圣贤能为一代开风气者,固不用食得饱、穿得暖、钱拿得多,乃能够教人.孔颜之贫苦毕生,乃以愈见其救世之热情也.然而岂能以望于今之教授也哉.师如斯,学生如是,故日日言改造社会推动文化,实则浮气燥心,责人而不修己,扰乱胡闹,一场了事而已.故余对当时之政局固致不满,而对于个别新文化运动者亦大大猜忌,举凡事须从自身做起,谨身慎行,超然荣利,实际为学." 王恩洋先生谈到的"悲感",波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学校管理制度不行,由是造成学生风尚不正;一个是师生关系疏离,双方仿佛各为其主,仅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对教育不重视,以致教潮出现,因而这种情况对他所抱有极大的求知的愿望是一个打击,与他心目中想像的古代孔颜式的教育制度差之甚远,进而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物的表示也生起了疑惑,新文化运动也有了"捣蛋胡闹"的印象,这反应了他的知识分子观,而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观应是:"举凡事须从本身做起,谨身慎行,超然荣利,实际为学."
三1921年4月王恩洋先生到南京拜访欧阳竟无先生,开始他对欧阳先生不信服,但经由欧阳先生的指导,"余即本先年学儒之志以学佛,遂北面顶礼欧阳大师,甘拜下风,为其弟子.并决意留住,不更他往." 他在内学院学习,佛学程度提高很快,未几就成为欧阳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为欧阳先生写文章,本人也发表了《大乘起信论料简》,此文后来引起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一场大论战.1922年元月王恩洋因接到父亲的信,决议回四川省亲,他先到上海、南通、姑苏等地继承进行调查教育,收集了不少中小师范学校的刊物多种,携回四川.在家乡他受到县中学的热忱招待,报告一个月,帮助学校打算改革学校组织,当前到城内各学校机关讲演教育要旨,撰写了上万字文章.他认为:"中国教育重在陶淑性情,西洋教育重在培养才能,今之教育已全失中国精神,于西洋又徒学得其知识罢了,去培养能力甚远,而所学多非所用,延误极大.为今之计,当重视性情之陶淑,使得为好人.培养能力,以求不为废人.所学期于有用,则科学当严与抉择,以适于地方及学生个性者而教,不可执一教育部之定章而强以求合也."王恩洋先生考核教育的结果,提出了中国与西方在教育上的不同,他感慨中国"陶淑性情"的教育精力损失,对西方重知识的教育理念并不是非常满足,主张育人仍旧要以施展传统的性情教育为主,以培养好人为其特点,然后在此基本上再进行知识的教育,"以求不为废人".在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反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活动"的背景下,知识界广泛构成尊重"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共鸣的情形,他作为一名新生代,主张仍以中国传统的教育为主,培养有用的知识人才,将知识教育和德育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蚂蜂窝. 红糖各1两,这应是一种有远看法意识,而且这种教育精神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和利用,即我国当初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目的.学校的教育首先是在育人,是在培养有用的人才,但是忽视了道德素质的培养,既使培养了有知识人才,但缺乏高贵情操的人,依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这还是教育上的失败.
此外,王恩洋先生还提出了因材施教的问题,主张教育"以适于地方及学生个性者而教",以及批评学非所用的问题,这都是可取之处,与国外主张的重在发挥自己能力的教育,有针对地进行适用技巧的培养之特点有雷同之处,但是他要求"则科学当严与取舍",太重视了"陶淑性情"的中国精神,不免有鄙弃科学知识之嫌.他曾认为:"科学为西方古代文化之产物,亦即安排现代人之心理思想者也;权势至大且远,方兴未艾,聪慧之士咸奉为解决一切苦痛之利器者也.其果能解决吾人之所谓根本究竟之问题否耶?曰,否." 因为近数百年缘故于科学的昌明,其对人类的影响是物资享受日以丰,同时又造成道德之丧失日以巨,精神安定日以坏,于是工业国家驯服异种民族,全人类和平幸福以破,资本家盘剥劳动者,而全社会和平治安以乱,乃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祸起,世界大战发生,杀人数千万,流血数万里,所以"今虽貌饰和平,实则危机仍乃四伏,是知最无人道最无幸福之世,无过于科学昌明之世也.其直接影响于人间为害至于如此,乃欲恃之以求人类毕竟之解决,不其值欤!" 又就科学的自身而言,它"原为部门种别之学,所讨论者本属天然或心理界一部分之景象,所问问题原是支节原非根本.今乃欲于彼所不问者而求其解答,斯诚羌无意思矣.故知科学决不足以解决吾人所问之根本问题." 但是,从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科学技巧是第一出产力,信息量的把握对人所具备的知识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学校是基础教育的地方,培养的学生必需领有必备的知识,因此科学知识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的先进与道德的撤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接洽,当今社会道德之所以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变更,因与全部社会的风气和人的危机感.以及转型期的思想凌乱和人的素质并且包括教育的滞后等诸种因素有关,所以王恩洋先生所悼念道德仍是传统农业社会道德观点,但是他指出了科学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先见之明,诚宝贵也.王恩洋先生在讲演教育的同时,又将儒佛之说交叉进去,在当时新思潮风行的四川北部地区,引起了一阵震撼,"多有闻而激动欣慕者也".同年8月,他返回南京,继续在内学学院学习.
1925年内学院成立法相大学,吕澂先生负责详细谋划,王恩洋先生任大学主任,除教课外,还承当一局部管理工作.他对学生请求很严,"制止比丘着白衣,以合律仪.某生在校食肉,挞尔摈之.少数不率教者,商之师及秋逸(引者按即吕澂)兄开除其学籍以肃纲纪."执法虽严,爱人心切.他对学生的严格治理并不遭到学生的忌恨,被他开革的学生,离校之后,"悉诚意懊悔",持续与他通讯问学不绝.
1927年王恩洋先生因病和境不满意,加之思家心切,分开南京回到四川.他在到北京求学之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所以这次他回来后,在友人黄肃方等人的支撑下,于1930年正月开办了龟山书房. "龟山"是王先生家乡所在地的一座小土山,形似龟背而得名.龟山书房是一座私塾,为一些穷人的孩子设置的,学生早期主要来自于乡邻,但是由于王恩洋先生的名气,以后有一些年轻的僧人也慕名来此求学.像现在著名高僧重庆佛教协会会长释惟贤法师就曾在龟山书房受过启蒙教育.书院收费很少,学生自带口粮,以宗族会的5间旧房为教学和住宿之用,后因由于生源增多,在南洋华侨黄联科的援助下,又增修了3间,范围初具.王恩洋曾作《龟山书房记》说,"昔者,圣人在上,克明峻德而天下燮和.孔孟不得位,著书立教,而大道以明.宋明儒者,讲学成风,事必躬亲,而士民景从.是以政乱于上,俗清于下,国运虽微,而人性不灭也.若夫六代隋唐,千余年间,世乱纷乘,儒术衰废.于是则适佛教东来,大泽深山,名僧辈出,岩枯谷隐,抗节帝王.戒行高洁,则贪夫以廉,慈善宏远,则浇风用戢.其搀扶世道之功,迹至微而力至普,非但禅定寂止,自求解脱已矣.当今天下,大难横生.上无明德,野(亦)乏高人.教育总于学校,而讲学之风久息.贫者无求学之机,富者乏艰苦之志.况师徒相聚,如商贾入市场.唯名是利之趋,匪(非)道义之相得.兼复邪说之蓬兴,朋党相伐,骂讼嚣张,分怨倾轧.浇风日竞,而人心正义毁灭尽矣.教育不以成绩人才,翻(反)以败坏人才,不以改良风气,翻(反)以败坏风俗.乱之日兴而未有纪极,其源专于此也.昔在南京,怵大难之方殷,非空言所能力争也,故退然有勿用之志.归来扶病,益无力抖擞,乃福建同安黄联科居士,频自海外,劝余宏扬大法.又复历年惠助多金,俾得优游著述.居乡渐久,门人渐集.乃以黄居士所赠金建修龟山书房.地虽不宏,喧扰无忧.屋虽未几,足资讲习.及门之士,虽无轶逸寻常之才,要多忠信耐劳之质.颜也愚,曾也鲁,皆足以继续圣人道.余虽薄德,诲人无敢倦也.记不云乎,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泻,万物载焉.言夫至诚无息,久则博厚而高超也.龟山虽小,诚恳以之,安知其不足以转移时运而风动天下乎.于是集门人而告之曰:粤来诸子,咸听余言.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游之以文艺,广知以新知.本末兼赅,中庸以时.为学之道,正心为本,力行是急.恬淡是甘,艰难勿惧.无思利,无近名.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正人忧道不忧贫.诸佛菩萨,照临在上.有情饥溺,困苦在旁.诗云,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党其知勉乎."
这篇《龟山书房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王恩洋先生的一篇教育宣言,基础上反映了他办学的教育观.在文章里,他谈到这么几层意思:一是中国历史上因有孔孟圣人著书立教,才"大道以明".宋时诸儒以身材力行动模范,于是百姓世人效仿.政治是国家的事件,它含有污浊,但在民间,则一如净水污浊.所以国家有兴衰更替,但作为安生立命的"大道"或"人道"则是不会改变的,始终存在的.二是由于六朝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儒家学说不兴,东来的佛教成为人生的解脱道路,许多高僧隐匿在深山,致力于明哲保身的修行,发挥慈悲同体的宿愿,度世度人,搀扶世道.三是当代社会,风气日下,全无古人的高尚情操,世俗社会布满了污浊,缺少道义,人心已坏,不可挽回.其最大的损失就是教育失败,人才不出,风俗不能改,这是社会腐朽的本源.四是龟山书房的创立,不在于改变社会腐烂,而是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工作,以儒佛两家的学说来培养像古代一样的正心正本,有高尚情操的一代新人来.文中特别提到:"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这是龟山书房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座佑铭.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这段话. 从此可以看出,王恩洋先生是以儒佛思想并用作为教书育人的指点思想,他说儒家的中心理想是"以为在求得意"."立诚之学,有本之学,是谓儒学." "以为佛法唯一宗旨,在求拔除一切杂染,证得无上菩提也." 儒学与佛学两者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抑当今科学盛兴,应用厚生之道,杀人浊世之具,亦并随之以盛兴.故应开发儒佛之至教,以救物质文化之弊.又当合法利用西方文明,以实现儒佛利世救人之心.是则本日讲学,既当穷究儒佛之真以尽其精微,又当扩充熔化摄受一切学说之量,致使其宏通广大.嫡乎本末兼赅,得抢救当今之大乱也.此予学问之宗旨与意愿也." 所以儒家学说是"为学之道,正心之本"的立人之道,佛教是认识世界的真义,解决生逝世根本问题的"大道".
王恩洋先生"儒佛是宗"的教育宗旨,实则是他的"则亦以自度度人之教与己立立人之义同也"之志行,这在他第一次从南京回到家乡在教育局作演讲时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后来他没有机会实行这个幻想,这次龟山书房的成立,使他的育人教书的报负终于可能实现了.龟山书房开始召生以后,许多贫困弟子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有许多四周县的学生,甚至在成都的学生和一些出家的僧人都慕名前来学习,最多时学生达30余人,开了好多少个年级,入学学生,依据学习的水平编进不同的班级,有的学生18岁才开始读书,甚至还有60岁的人来学习,王先生天天给他们讲授儒家经典,佛教的课不如儒家的多,看来王恩洋先生始终在贯彻他的育人以德为本的思想.固然现在看来他的学生并没有出现硕儒大家,只有高僧大德,但是他所从事的布衣教育的事业是高尚的.家喻户晓,在旧中国,文盲率是无比高的,王恩洋先生当时在四川地区已是一位名人了,龟山书房开办后,曾有成都地区的友人倡议他到都市办学,"以为摄受者更多,事又易举", 但他没有接受这些邀请,却信心留在偏远的川北乡村地域从事教育事业,没有崇高的人格,是做不到的.据笔者拜访过的一些曾在龟山书房上过学的学生,他们都对王恩洋先生充斥了深沉的感激的心境,因为是先生给了他们学习的机会,从此转变了愚昧,走上了新的人生途径.
四
《龟山书房记》是王恩洋先生的教育宣言,《教育改革论》则是王先生对当代教育制度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思考.这篇文章上万字,撰就于1938年,发表在《重光月刊》上.这时他已经开办龟山书房有8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对办学有了不少的教训和认识,因此他才写成了一篇文章,有针对性地谈了他对教育的见地.
王恩洋先生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国盛教盛,国衰教衰.然而当今国是败坏,"由果推因,必定前者之教育宗旨未善,制度不良,有以至之." 他提出的准确教育宗旨应是:"增长人之知能,英雄合击传奇发布网,完善人之德性者也". 这个宗旨的提出有二条根据,一是不能增长知能,也不能完善人之德性,不如无教.二是增长知能目标是普及全国教育,提高人民素质,完善道德,主要指培养引诱国民的首脑之才.而现今国家的教育宗旨弊端是"亦不能尽教育之职责,传奇外传私服,弗能增加人之知能,而又愚迷之.弗能调善人之德性,而又败坏之.而且教育弗能普及,人之有蠢才者无有均等受学之机遇,徒以养成社会上特权阶级之流民之资历,而无与于首领领导大众,又从而蠹蚀之.余之忧忧不得展布其才干者,歧途百出,因此扰乱社会是也." 以国家教授迷信知识为独一宗旨而言,学生虽能增长常识,但不能完美道德的德性,所以在中国既不能涌现有名的科学家,而且全国的产业品或是仿造本国,或是直接购自国外,中国人却仍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问世.此乃"愚迷之".因为重知识轻德性,学校培养的人才,害于家,凶于国,贪污充于政府,土劣满于社会,此乃"败坏之".国家器重学校教育,疏忽民间教育,其成果只是造就少数的上层和有钱人,而宽大下层庶民仍然不能受到教育.既使受了教育的人,由于学非所用,走上社会后得不到看重,最后与政府对峙,捣乱社会.当代国家和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弊病,包含日本侵犯中国,杀戳国人,"吾认为在在皆与教育不良有关,方今穷极思变,将欲振兴民族,固全国家,为永远根本之图,固莫先于改进教育矣."
王恩洋先生以为,中国教导弊病的基本起因是:"将慕欧美自丧其文化之自负力,对别人之文明又弗能消化,反成堵塞,此其一也;主持政教者无远识大度深心毅力,不能为国度久远根本之谋,但苟且因仍苟安,此其二也."
他进一步剖析,中国文教的优点在于重道义,轻功利,尚礼让,去竞争,"以圣贤君子之道提醒训化其人民,使之自别于禽兽.以之自修,则克己复礼而人格高尚;以之待人,则和乐爱敬而社会宁平hh" 总之,中国文明陶铸人心全赖于此.但是由于从汉代起就过火克制工商,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停止,造成近代中国文明与西洋重利好争之民族科学发达工艺进步的物质文明相遇,不敌西洋,节节失败.于是中国人"既惊吓于彼方文明之锋利,莫当生其健羡与可怕,因而自感自家文明之脆弱无能,而生其扫兴与讨厌.由是始焉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继则并谓中国之学说、思想、文教、礼俗均在所摒弃改革.由是尽舍其学而学焉,不复更知其有数千年之文化自身有若何之价值矣." 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抵触,不能恰当的调适,势必造成了文化侵略,文化的投降.所以"中国近代者,实受西方文化之侵略,而文化投降者也." 西学进入我国教育制度,中国的学说仅成为残留一席聊备一格的陈设而已,虽培养了数百万人,但并没有超群绝伦的人物出现,当代的学校教育就是"殖民地教育、奴化教育","彼所造成之才仅不过能为西洋文明及西洋之学者效其奔忙召唤使令而已.充其量能作翻译已难,岂能更于真谛有所创造,于器用有所发明耶?" 西洋文明教育在中国,并没使中国人的德性晋升,精神淬厉,社会安宁,国势富强,事与愿违,国家粉碎,贪污横行,人性向下.
面对这种教育轨制所带来的弊端,王恩洋先生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意,这就是:"一、应革变其制度;二、应雠正其宗旨."对前者,王恩洋先生认为应有三条门路,"一者国家全力统制实施养士,使教育平等;二者开放教权于社会,尊敬师儒,履行测验.三者二道并行,彼此调济."对后者,也有三条道路,一者"改尚智求知的教育,为尚德重情的教育是也.""二者当将仅为特权阶层而设之教育改为全大众教育为宗旨之教育.""三者当将半殖民地奴隶教育改为以养成民族独立文化独立为主旨之教育也." 总之,这些改造教育宗旨都是联合当时的事实提出的一些详细的改革办法.例如,关于养士,主要内容有,国家要推行遍及教育,人无失学;各地方鼎力发展各种情势的专门学校,培育处所人才;严厉限度高级学校的招生人数;全国只设大学一所,文学院和法学院、理学院不可同办;学生的学习时光应当放开,不要划定在必定的期限内;进步先生的生涯待遇和社会位置,使老师"俸足以养,八口之家免冻馁之苦.""大学校长之尊与一国元首同等,元首以礼待之.高...